以下は、孫家洲・邱瑜「西陵之争与三国孫呉政権的存亡」（『復印報刊資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K22』2006年第4期）という論文。ネット上で拾ったものを日本語環境で読みやすいように適当にいじったつもり。内容は、三国時代の孫呉において西陵（夷陵）の地は重要なところだよというもの。素人的にみるに、東晋における西府・北府の議論と似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なくもない。
研究三国時期的戦争史時，学者們往往将視野聚焦在襄陽——樊城一帯。而対另一兵家必争之地——西陵(原名夷陵，位於今湖北宜昌境内)，卻甚少関注。除了劉備伐呉的“夷陵之戦”外，很少有人就此展開専題論述。其実，西陵的戦略地位極其重要，当時許多軍事家(特別是東呉名将陸遜、陸抗父子)対此曾一再強調。対孫呉政権而言，西陵実為上游門戸，其安危直接関係到呉国政権的存亡。它与位於江北的襄陽，同為勢在必争的軍事要地。西陵一旦失守，敵方就取得了順流而下的優勢，利害所在，非同一般，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襄陽一帯。故孫呉政権屡屡傾全国之力，与蜀、魏以及後来的西晋争奪対西陵的控制権，実在是因為它是国家戦略安全的根本要地。事実証明，後来孫呉政権的滅亡，主要的威脅並非来自江北，而是来自西陵所在的長江上游。対西陵的争奪，甚至可以説是以縮影的形式折射出三国相争的軍事脈絡。這是一個渉及三国鼎峙根本大局的問題。
一、西陵及其地理形勢
西陵，原名夷陵。222年，孫呉借名将陸遜領兵撃潰劉備之余威，改元黄武，同時，改夷陵為西陵[1] (巻47，《呉書‧呉主(孫権)伝》)。西陵得名，与孫呉建元同在一年，可以説是以巧合的方式，象徴了它対於孫呉政権的戦略意義。
西陵，戦国属楚地。入秦，隷於南郡。到三国時原来的南郡逐漸分劃為南郡、江夏、襄陽、宜都、建平等五郡。曹操占領荊州之後，曾経在西陵地区暫時立“臨江郡”[2] (P1077)。赤壁之戦後呉蜀平分荊州時，南郡的江南部分借給蜀。蜀分南郡，而立宜都郡①，西陵地処其内。関羽敗亡、劉備潰退之後，宜都、南郡之地悉復属呉。後呉景帝永安三年(261年)又“分宜都立建平郡。”[1] (巻48，《呉書‧三嗣主伝》)此後，呉国的宜都郡，統県有三：夷道、西陵、佷山，郡治在夷道。
拠《水経注》記載，在西陵県境内有三処孫呉政権的故城遺址：歩騭城、歩闡城和陸抗城。它們都位於大江北岸，江岸有一大塊突入江中的土地，称為故城洲。“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呉西陵督歩騭所築也。”此城即是西陵県治所在。故城洲的“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広一里，上有歩闡故城，方円称洲，周回略満。”[2] (P1075)此即為歩闡城。這両城互為掎角之勢，可以控扼長江水道的咽喉。在它們東面又有陸抗故城，“北対夷陵県之故城，城南臨大江。”[2] (P1075)陸機称此地為東坑。李善曰：“東坑，在西陵歩闡城東北，長十余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当(歩)闡城之北，其跡並存。”[3] (巻53)這三座故城，完全可以作為孫呉全力経略西陵的実物象徴。
西陵地形復雑，道路険狭。此種地形，対於軍隊行動的不良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制約後勤供給；妨礙軍隊展開；遅滞行軍速度。西陵為当時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它的地形又不利於大軍行動和大規模作戦。該地長期処於“拉鋸”争奪的状態之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除了山勢険要外，西陵還地処西部長江的関鍵部位，距西陵峡峡口二十里。西陵上游，江水落差大，水流湍急。舟船航行，順流而下十分容易，逆流而上卻很艱難，即蜀漢大将黄権所謂的“水軍順流，進易退難。”[1] (巻43，《蜀書‧黄権伝》)
西陵地区的另一個重要特点是，在這一多山多水地区，群山衆溪之中分布著不受政府控制的少数民族軍事力量，当時氾称之為“夷人”或“蛮夷”。在平時，対他們的有效控制是維持敏感地区形勢穏定的必要条件；而在戦時，他們的向背往往成為決定戦争勝負的重要砝碼。
因此，以研究軍事地理而著称的古代大学者顧祖禹，対西陵的重要地位給予這様的評価：“三峡為楚蜀之険，西陵又為三峡之衝要，隔礙東西，号為天険”，“故国於東南者，必以西陵為重鎮矣！”[4] (巻75)二、孫呉的戦略布局：以名将重臣出鎮西陵
呉国歴任西陵都督(以及西陵督)多為一時名将，甚至是総覧軍権的統兵大将。其中也屡見従西陵都督徴調入朝担任丞相者——這里不乏出将入相的国家柱石人物。孫呉政権所任命的西陵都督和西陵督大多為一時之選，足見西陵戦略地位的重要性。
(一)陸遜
陸遜是受命経略西陵的第一位東呉重臣。東漢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陸遜輔助呂蒙，襲奪関羽鎮守的荊州，占領夷陵，“領宜都太守，拜撫辺将軍，封華亭侯。”接著又占領秭帰，“権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将軍，進封婁侯。”呉黄武元年(222年)，劉備率大軍来犯。陸遜受命為大都督、假節，在夷陵一挙撃潰蜀軍。陸遜也由此成為孫呉政権的第一重臣。此後，陸遜以輔国将軍、領荊州牧的身分，主持長江上游事務，親自鎮西陵，守峡口。呉黄武七年(228年)，魏大将曹休来犯孫呉北境，陸遜“假黄戉，為大都督”与之対敵。為此，他曾一度離開西陵，但在撃敗曹休之後，立即“遣還西陵”。直到呉主孫権称帝的黄竜元年 (229年)，陸遜前後坐鎮西陵的使命才告結束。陸遜前後経略西陵逾十年。
(二)歩騭
歩騭是継陸遜之後出鎮西陵的第二位東呉重臣。呉黄竜元年(229年)，“権称尊号，(歩騭)拜驃騎将軍，領冀州牧。是歳，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直到呉赤烏九年(246年)，歩騭受命代陸遜為丞相。以此統計，歩騭坐鎮西陵十七年。而《三国志‧呉書‧歩騭伝》則称：“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其任職年限的記載，略有出入，大概是挙其成数而言。歩騭在西陵期間，不僅安辺有朮，而且積極参与朝廷要務，不以外臣乾政的禁忌束縛自己。他与太子孫登有書信往来，並且在太子的要求之下，対活動於荊州的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浚等十一位名臣，甄別行状，上疏奨勧，請太子注意尊賢重士。特別是孫権重用中書呂壹，“多所糾挙”之時，丞相顧雍等人都在遭受整粛之列，歩騭身在西陵外鎮，本来応該沉默避禍，他卻毅然上疏孫権，指責呂壹等人制造冤獄：“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横受大刑……獄以賄成，軽忽人命，帰咎於上，為国速怨。”[1] (巻52，《呉書‧歩騭伝》)細思其意，其矛頭所向，甚至可以理解為直指孫権本人。且不論歩騭後来的入朝為相，僅以辺将有進諌之勇而言，他也称得上是社稷之臣。
(三)歩協——歩闡兄弟
歩協為歩騭之子。呉赤烏十年(247年)，在歩騭去世之後，歩協“統騭所領，加撫軍将軍”。従史家終其事的記載来看，在歩協死後，其弟歩闡“継業為西陵督”[1] (巻42，《呉書‧歩騭伝》)。由此可見，歩騭、歩協、歩闡父子三人相継担当了西陵重任。只是父子名分有別，歩騭為西陵都督，歩協、歩闡兄弟相継為西陵督。歩協亡年不詳，但是，直到呉景帝永安七年(264年)，歩協還以撫軍将軍的身分，随同鎮軍将軍陸抗，参与了囲攻亡蜀巴東守将羅憲的戦争[1] (巻48，《呉書‧三嗣主伝》)。那么，該年可以作為推測歩協亡年的上限。在歩協的有生之年，孫呉為了西境的安全，没有理由調整其西陵督的職務，準此，歩協出鎮西陵的時間，至少有十七年。只是，其中在呉景帝永安元年(258年)有陸胤出任西陵督的記載，不論時間如何短暫，期間必有歩協離職之事。詳情不易考索，只好存疑。至於歩闡出任西陵督的時間，下限是明確的——呉末帝鳳凰元年(272年)，西陵督歩闡受徴内調，因疑不自安，挙衆降晋，引発了呉、晋之間的西陵之役(詳後)。其上限只能加以推測，如果把呉永安七年当作歩協、歩闡兄弟的交代之期，那么，歩闡出任西陵督也有大約八年。歩闡雖有叛降之事而影響到対他的歴史定評，但他無疑是敢於任事之人。孫晧徙都武昌，就是采納了他的表奏意見。遷都大計，出於西陵督歩闡的建議，可以看出他積極参与朝政的進取之心。
従呉黄竜元年(229年)歩騭都督西陵算起，到呉鳳凰元年(272年)歩闡叛呉受誅為止，歩氏一門掌握西陵要地長達四十三年。
(四)陸胤
陸胤是名将陸凱之弟、丞相陸遜族子。他有乃兄之風、擁済世之才。呉景帝永安元年(258年)，徴召陸胤“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転在虎林”[1] (巻61，《呉書‧陸凱伝》)。中書丞華核上表極力推薦陸胤応該得到大用，有“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方之今臣，実難多得”[1] (巻61，《呉書‧陸凱伝附弟胤伝》)之誉，顕然是一位徳才兼備的大臣。此人本来不失為西陵督的称職人選，但任職時間卻很短，頗疑歩氏兄弟欲久秉重鎮兵権，孫呉当政者不得不妥協，借故将陸胤調離。
(五)陸抗
陸抗，陸遜之子，是孫呉政権後期的砥柱人物。呉景帝永安二年 (259年)，重新設置西陵都督，以総領整個西陵地区軍務。陸抗受命為“鎮軍将軍，都督西陵，自関羽至白帝”②。呉末帝建衡二年(270年)，“拜(陸) 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楽郷、公安諸軍事”[1] (巻58，《呉書‧陸抗伝》)。此後，直到陸抗於呉末帝鳳凰三年(274年)去世為止，西陵的軍事指揮権，操於其手十四年。
(六)張政——留憲
陸抗死後，西陵都督被撤銷，西陵督再次成為該地的軍事長官。張政出任其職。張政見於史籍的記載有限，有“呉之名将”之称，且為晋之名将杜預所忌憚。呉主孫晧天紀二年、晋武帝咸寧四年(278年)，杜預借一勝之機，巧施離間計，誘使呉主孫晧罷撤張政，而以鎮軍将軍、武昌監留憲代之出鎮西陵[5] (巻3，《世祖武帝紀》)。従而為晋軍襲奪西陵創造了有利条件。従杜預的苦心設局而言，張政的軍事才乾必有過人之処。而留憲雖然志節無愧，卻無抗敵御患之能。従陸抗之死到孫呉之亡，総計不足六年。這也是張政——留憲任職的合計時間。
在対歴任西陵都督、西陵督加以考定之後，我們認為有両個問題値得注意。其一，孫呉政権不惜将西陵的軍事指揮権，在一個時期内，交給著名大臣及其家族掌管。而交叉倚重陸氏、歩氏，或許有藉以牽制的“南面之朮” 在内，而著眼点主要是為了加強対該地的控制能力。其二，不同時期，西陵的軍事統轄機搆有変化。呉孫権時，呉国上層統治者対西陵地区重要性的認識不断加深，将西陵地区的最高主官由宜都太守升格為西陵都督。西陵都督是孫呉政権主持西部長江防務的最主要軍事長官。西陵都督的設置，直接表明了這一地区戦略地位的重要。対此，胡三省一語道破：“呉保江南，凡辺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門，統摂重要也。”[6] (巻71，《魏紀三‧烈祖明皇帝》)孫休時，将西陵督和西陵都督分設，西陵督駐地為西陵県城，掌管西陵軍政大権，鎮守三峡峡口，扼長江之咽喉，尤以軍事防務為重。而西陵都督乃是西陵督的上一級軍事主官，主持荊州西部地区江陵以上的防務，一般加領督数城諸軍事，或督某地至某地，其駐地不一定在西陵，可能在西陵地区的其它重鎮，如楽郷等。陸抗死後，恰恰在呉晋対峙的関鍵時刻，孫呉政権罷撤了西陵都督，而以名位略低的西陵督主持西境防務，再加之所用之人的才乾和名望均無法与此前的陸氏、歩氏諸雄匹敵，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失策。留憲取代張政到任西陵的官職，《三国志》未加記載，而《晋書》、《資治通鑑》均記載為西陵都督③。這或許是呉主孫晧為了加強長江上游的防務而采取的措施。即便如此，也是只做表面文章，西陵的駐守力量並未得到加強——従後来晋軍軽易攻克西陵不難得知此中内情。三、兵家要地：頻発於西陵的争奪戦
自東漢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戦役之後，鼎立三方囲繞著西陵展開的争奪，始終没有停息，幾乎是一部三国兵争史的縮写。在這里不僅発生過多次重大戦役，而且孫呉高級将領論用兵形勢，也対西陵戦略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一再給予強調。
(一)甘寧奪取並堅守夷陵之戦
赤壁戦敗，曹操北撤，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呉以周瑜、程普率諸軍“進南郡，与仁相対，各隔大江”[1] (巻54，《呉書‧周瑜伝》)。劉備也乘機略地，“囲曹仁於江陵，別遣関羽絶北道。”[1] (巻17，《魏書‧李通伝》)形成了孫劉連軍与曹軍主力在江陵対峙的局面。
為了突破膠著局面，迂回敵側翼，取得占領上游、順江而下的軍事優勢，呉将甘寧“建計先径取夷陵”。在周瑜同意後，甘寧“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寧手下有数百兵，並所新得，僅満千人”。甘寧占領夷陵，対江陵是極大威脅。魏将曹仁也認識到夷陵的重要性，“乃令五六千人囲寧”，但卻没有攻下，“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楼，雨設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 [1] (巻55，《呉書‧甘寧伝》)両方兵力対比，無論数量還是貭量上，甘寧所率呉軍皆為明顕的劣勢。在夷陵告急、甘寧遣使求救的関鍵時刻，一般将領並没有看出夷陵的重要軍事地位，“以兵少不足分”為由，認為不応該救甘寧。呂蒙建議周瑜、程普応該親自率主力軍隊救援夷陵，而且自請同行(可能是呂蒙為前敵指揮)，如此，孫呉是以全軍精鋭往救夷陵。結果是，“軍到夷陵，即日交戦，所殺過半。”曹軍兵力馬匹損失惨重，士気一蹶不振。周瑜保住夷陵之後，継続用兵江陵， “瑜、仁相守歳余，所殺傷甚衆。”由於呉軍占拠上游夷陵，“於是将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撃，曹仁退走，遂拠南郡，撫定荊州。”[1] (巻54，《呉書‧呂蒙伝》)
此役充分説明，夷陵対於江陵等地的上游威懾作用，占領了夷陵，攻占荊州就会事半功倍。它幾乎就是多年之後晋軍滅呉之戦的預演。
(二)陸遜、呂蒙襲奪夷陵与関羽敗亡
東漢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関羽囲曹仁於襄陽，荊州防御力量空虚。孫呉“先遣呂蒙襲公安，陸遜別取宜都，獲秭帰、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峡口以備蜀”[1] (巻47，《呉書‧呉主(孫権)伝》)。呉軍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里占領荊州，而且還能阻止劉備従四川来救援，与陸遜及時占領夷陵関係極大。
請注意歴史記載中的以下細節：孫権命令呉軍“潜軍而上，使(陸)遜与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陸)遜径進，領宜都太守，拜撫辺将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蛮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数万計。”[1] (巻58，《呉書‧陸遜伝》)当時的夷陵隷属於宜都郡，陸遜迫使劉備所任命的宜都太守逃走，而自以宜都太守的身分理事，其軍事上的主要意義就是控制了夷陵要津。陸遜屯兵夷陵，扼守峡口，対当時戦局発生了両方面影響：一方面，切断了関羽西逃入蜀的必経之路，使関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直到最後倉皇奔逃時，也只能沿漳水北走而不敢西顧；另一方面，使劉備従益州(治今成都)順流而下接応関羽必須顧忌在夷陵戍守的呉軍，如果没有足夠的軍力，就無法東進。可以説，陸遜在夷陵的存在，促成了関羽之死，也保証了呂蒙有足夠的時間来鞏固対荊州的戦果。
此役再次証明了夷陵対於阻止上游之兵順江而下、屏障荊州的作用。
(三)陸遜撃敗劉備的夷陵之戦
劉備為了奪回荊州，於蜀漢章武元年(221年)，不顧多数大臣的反対，打著為関羽報仇的旂号，発動了伐呉之役。
孫権対呉蜀之戦的必然性有充分認識，並且做了相応的戦争準備。軍事上除了以陸遜等将領搶占沿江要地設防之外，又調動“将交州義士万人出長沙”的歩騭参与御敵，“会劉備東下，武陵蛮夷蠢動，(孫)権逆命(歩)騭上益陽”[1] (巻52，《呉書‧歩騭伝》)。歩騭剛剛取得了威鎮“南土”的勝利，孫権此挙是要借其声威鎮住武陵蛮夷。如前所述，陸遜、歩騭先後出任西陵都督，均為一時人傑。遭遇此二人，劉備在夷陵的失利，幾乎就是無法避免的宿命。
夷陵之戦，顕示出該地的得失与呉国的命運直接相連。在与劉備相持之時，陸遜上疏孫権，力言夷陵戦略地位之重要：“夷陵要害，国之関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争之，当令必諧。”[1] (巻58，《呉書‧際遜伝》)這説明，作為長期在夷陵駐守的将軍，陸遜対夷陵得失対於荊州乃至整個呉国存亡的戦略意義是有深刻認識的。而在決戦階段，陸遜巧用火攻，蜀軍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呉国在夷陵的勝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戦略格局，也証明了夷陵即西陵地区対於荊州的重要戦略地位。孫呉政権長期穏定占領西陵地区，為保衛荊州提供了基地，同時也使該地区成為以後三国兵争的一個焦点。
(四)魏将王基佯攻西陵之戦
魏嘉平二年、呉赤烏十三年(250年)年底，魏将王昶奏請借孫呉内乱之機進攻呉蜀，他奏請“白帝、夷陵(呉改西陵，魏仍称夷陵)之間，黔、巫、秭帰、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襲取也。”王昶随即揮軍南下，兵鋒直指江陵。次年春正月，魏国又遣兵両路：新城太守州泰進襲巫、秭帰、房陵等地；荊州刺史王基提兵直指夷陵。進攻西陵的王基“別襲歩協於夷陵，(歩)協閉門自守。(王)基示以攻形，而実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余万斛，虜安北将軍譚正，納降数千口。於是移其降民”[1] (巻27，《魏書‧王基伝》)。此役的主動権操於王基之手，歩協剛領兵三年，以力保西陵安全為自己的目標，所以不敢分兵御敵。従另一方面来看，王基雖有虜獲，但歩協在西陵的穏健拠守，也使得王基無法継続拡大戦果。
(五)魏将胡烈侵逼西陵以救羅憲之戦
蜀漢滅亡之後，囲繞著呉蜀交界地域，呉魏之間展開了新一輪的争奪。呉末帝永安七年(264年)，呉国派出了鎮軍将軍陸抗、撫軍将軍歩協、徴西将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領的精鋭大軍，囲逼亡蜀的巴東守将羅憲，意図将巴東納入自己的版図。魏国執政司馬昭決策赴救。援軍没有開往巴東，而是采取了囲魏救趙之策，“魏使将軍胡烈歩騎二万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1] (巻48，《呉書‧三嗣主伝》)這是因為陸抗深知西陵的重要，不得不退兵，巴東之囲不戦自解。胡烈進逼西陵之挙，正是所謂攻敵之所必救，連係到上述魏将王基的佯攻西陵，可見魏人対於西陵的戦略地位之重要同様了然於胸。
(六)陸抗收復西陵之戦
呉孫晧於呉鳳凰元年(272年)，徴召西陵督歩闡入朝，不料激成大変。“(歩)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徴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竟然挙城降晋。而且派出侄歩璣、弟歩璇前往洛陽為人貭，請求出兵庇護。如此戦略要地的守将自請帰降，対於晋人而言，自是意外之喜，立即加以高官顕位，以示寵栄，“晋以(歩)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将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並加封歩璣為監江陵諸軍事、左将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歩璇為給事中、宣威将軍，封都郷侯 [1] (巻52，《呉書‧歩騭伝》)。以此来表示篭絡。孫晧聞変，命陸抗率軍平定叛乱，奪回西陵。一場関係呉、晋戦略均勢的争奪戦，在西陵展開。陸抗深知此役的艱難：歩氏掌控西陵多年，其在当地的影響不容軽視；歩闡又是久経沙場的名将；晋軍肯定不会袖手傍観——於是，他做了悪戦的準備。“日部分諸軍，令将軍左奕、吾彦、蔡貢等径赴西陵，敕軍営更築厳囲。自赤溪至故市，内以囲闡，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1] (巻58，《呉書‧陸抗伝》)這種立足於内外両綫作戦的部署，很快就被証明是正確的選択。
晋援軍分成三路：羊祜出江陵，楊肇直接救西陵，徐胤撃建平[5] (巻3，《世祖武帝紀》)。羊祜率主力五万出江陵，意在脅迫陸抗回救腹心。陸抗命令諸将分頭迎撃三路晋軍。至於陸抗本人的帥旂所在，也就是呉軍作戦的主攻方向，実在関係重大。呉将多主張陸抗応該東援江陵，而陸抗則另有主見：“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群夷皆当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也就是説，陸抗寧可冒著江陵失守的危険，也要保証收復西陵。於是，陸抗親臨西陵，“身率三軍，憑囲対(楊)肇。”陸抗因事制宜，両次大破楊肇，使其潰退。随後攻克西陵城，歩闡余衆悉降，陸抗誅夷歩闡全族，並殺其“大将吏”数十人 [1] (巻58，《呉書‧陸抗伝》)。進攻江陵的晋軍統帥羊祜，無法突破拠城抵抗的呉軍，且上游西陵之戦呉軍已経獲勝，一旦陸抗率軍順流而下，能否全師而退也無把握，只好撤回。由於陸抗部署得当，歩闡降晋引発的危険局勢，至此得以扭転。此役再次証明了控制西陵対於争奪荊州的決定性意義。羊祜本欲巧施“囲魏救趙” 之策，卻因陸抗的果断決策而弄巧成拙。如果他親率主力在西陵与陸抗決戦，由於晋軍人数上的優勢，兼内外夾撃，有很大把握獲勝。一旦晋軍控制了西陵，就占侭地理優勢了。
晋軍的救援全綫失利，与獲得戦略優勢的天賜良機失之交臂，領兵将帥不得不承担罪責。羊祜被貶為平南将軍，楊肇被免為庶人 [5] (巻43，《羊祜伝》)。晋武帝本来対羊祜倚重有加，寄以統一江南之望，而此役失利，卻不得不厳加処理。説明晋朝上下対此役的失敗是何等追悔莫及。
直到西晋完成統一之後，已経是晋室臣子的陸抗之子陸機，追思其父的功労，依然充満了自豪感：“逮歩闡之乱，憑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蛮。於時大邦之衆，云翔電発，懸旍江介，築塁遵渚，襟帯要害，以止呉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万，北拠東坑。深溝高塁，案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鋭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献俘万計。”[3] (巻53，《弁亡論下》)由此看来，陸抗平定歩闡之乱而收復西陵一役，其対於安定孫呉政権的貢献而言，足以与陸遜撃敗劉備之役相媲美。四、西陵失守：導致孫呉政権覆滅的致命一撃
晋軍占領蜀漢旧境，即確立了対於呉国的上游優勢。呉軍平定歩闡之後，荊州形勢傾危的大局其実並没有改観，西陵作為呉国抵御上游敵軍之屏障的特殊地位得以彰顕。呉国的砥柱重臣陸抗，於呉鳳凰二年(273年)重病不起，臨終上表諄諄以堅守西陵為国家的根本大計：“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処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氾舟順流，舳舮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県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国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呉有也。如其有虞，当傾国争之。……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属。愿陛下思覧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1] (巻58，《呉書‧陸抗伝》)這段話，凝聚著陸遜、陸抗父子経営西陵的経験，論述了西陵失守的根本性危害，指明了西陵的得失已与呉国的安危連為一体。可惜的是，孫晧卻没有真正重視陸抗的意見。
晋武帝為伐呉，下詔令王浚於益州做大船連舫。呉国建平太守吾彦発現了上游流下来的造船之柿，請求増加建平駐軍以為御敵之備。孫晧依然不加采納。
晋以杜預代羊祜後，“繕甲兵、耀威武，乃間精鋭，襲呉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呉之名将也，拠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実告於孫晧。 (杜)預欲間呉辺将，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晧。(孫)晧果召政，遣武昌監留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将帥移易，以成傾盪之勢。”[5] (巻34，《杜預伝》)臨陣易帥歴来為兵家大忌，張政離職而代之以留憲，客観上為晋軍的順流而下創造了条件。
晋咸寧五年、呉天紀三年 (279年)冬十一月，晋分兵六路，大挙伐呉。其中的竜驤将軍王浚所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成為決定戦局的主要力量。晋太康元年、呉天紀四年(280年)正月，王浚発自成都，至二月，先攻克呉之丹陽，擒其丹陽監盛紀，又“克呉西陵，獲其鎮南将軍留憲、徴南将軍成拠、宜都太守虞忠。”[5] (巻42)随即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克楽郷，獲水軍督陸景。西陵地区完全落入王浚之手。至此，呉国上游門戸大開，土崩瓦解之勢顕露無遺。当王浚占領西陵的信息伝来，主持滅呉大計的杜預致書褒奨，且勧以勉力成就滅呉的全功：“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釈呉人於塗炭。”[5] (巻43，《王浚伝》)，王浚備受鼓舞，進取之勢更盛。孫晧派遣的応敵之師，或潰散、或投降。不久，王浚所帥水師直抵呉都，孫晧被迫向王浚投降。呉国随著西陵的失陷而迅速滅亡。
至此，陸抗臨終所論西陵不保則社稷危殆的憂慮，不倖而言中。而且，陸遜、陸抗父子所言西陵為呉国之“西藩”之説，也得到了晋国名将杜預的印証。西陵一地之得失，確実直接関係呉国国運的興衰。
由以上所述史実可以很明顕地看出，孫呉政権如果占領西陵地区，就能保全荊州，穏定国勢；相反，西陵一旦失守而没有及時奪回，就会直接危及到政権的存在。呉国毎次都傾全力争奪西陵，道理就在於此。因此，西陵在三国政治史、戦争史上的地位，応給予足夠的重視。注釈：
①関於宜都郡是由蜀国設立還是由呉国設立的問題，《宋書》巻三十七《州郡志三‧荊州》有不同的説法，按照赤壁戦後南郡属劉備的史実，認定劉備所立似乎更為合理。
②“関羽”是“関羽瀬”的簡称。“関羽瀬”是甘寧勇拒関羽之処[1] (巻55，《呉書‧甘寧伝》)。白帝是指巴郡永安，劉備托孤処。
③太康元年，“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将軍留憲”[5] (巻3，《世祖武帝紀》)。又，“克西陵，殺呉都督留憲等”[6] (巻81，《晋紀三‧世祖武皇帝》)。二書皆以留憲為西陵都督。参考文献：
[1]陳寿. 三国志[M]. 北京：中華書局，1982.
[2]王国維. 水経注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蕭統. 文選[C]. 北京：中華書局，1977.
[4]顧祖禹. 読史方輿紀要[M]. 上海：中華書局，1955.
[5]房玄齢 等. 晋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4.
[6]司馬光. 資治通鑑[M]. 北京：中華書局，1956.
